【圆明网】
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由五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发起的“中国人权及奥运会午餐论坛”在国会举行。四位著名中加人权律师进行现场演讲，用大量事实论述了中国人权现状，并就“加拿大官员及国会议员应否参加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仪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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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论坛由加拿大国会议员思考特•瑞德（Scott Reid）、欧文•考特勒（Irwin Cotler）、韦恩•马斯特（Wayne Marston）、罗伯•安德斯（Rob Anders）、比尔•斯克塞（Bill Siksay）联合发起。四位加、中人权律师包括“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与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曾在上海做律师的加拿大律师克莱夫•安施礼（Clive Ansley）以及中国律师郭国汀。八十余名国会议员、参议员（或助手）、外交使节、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参加了论坛。
大屠杀再度发生 我们不再有借口
在谈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时，安施礼说，“在过去九年中，现代历史中最野蛮的暴行在中国系统的进行着，大屠杀再度发生，却以一个新的骇人听闻的规模进行着。”
安施礼说，“二次大战后世界震惊了，人们迅速采用了‘犹太保卫同盟’（Jewish Defence League）的口号说，‘永远不再发生（大屠杀）！’，我们决不允许群体灭绝再度发生。”
他说，“人们惊骇的回顾着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会，他们说如果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好了。……我们现在重蹈覆辙，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将奥运会的殊荣给予这个星球上一个令人颤栗的残暴反人类罪犯。”
安施礼说，“历史不会再允许我们这一代人再寻找借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中共在系统的谋杀成千上万的人，用以活摘器官牟利！……我们知道这一罪行，因为在座的两个大卫，他们的报告作出的令人惊怵的指控，正在被媒体和国会系统所忽视。”
安施礼说，“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Manfred Nowak）已经确认了两个大卫的报告，确认了正在进行的活摘器官大屠杀是现实存在的。中共也公开了其从社会上铲除法轮功的目的。”
安施礼引用反掠取器官医生组织发言人特雷医生（Dr. Torsten Trey）在华盛顿集会上的发言说，“他说，世界接受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比接受希特勒的暴行更严重，因为一九三六年，人们不知道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计划，但是我们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计划。”
活摘器官是集权主义统治和‘金钱万能’致命组合的新邪恶
通过三十三类证据得出结论“在中国，存在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事实”的两位调查员在过去两年中游历四十多个国家向人们讲述中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人权践踏。报告作者之一，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演讲中说，“绝大多数看过我们报告的独立人士都对这一可怕的指控的论证感到信服。”
乔高说，“在中国，人的生命并不比自然环境、工作安全、大众医疗……重要多少。集权主义统治和‘金钱万能’的致命组合使（活摘器官）这样的新型邪恶在中国发生着。”
大卫•麦塔斯从中共对活摘器官的四个反应，论述这一指控的真实性。这四个反应分别是，一、“不让我们讲话”，例如威胁主办方取消对我们的演讲邀请等；二、“反宣传”，中共造谣说报告用“可能”、“听说”等词，说明报告没有基于事实，但是，报告中并没有使用这些字眼。三、销毁报告中证据；例如，网站上的关于出售器官等证据被删除；四、改变基本事实；例如颁布新法律“废除”器官交易。
在中国，人权律师无法为自己的基本权利辩护
郭国汀律师是率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之一，他说，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人身安全等因素，许多中国律师不敢作人权律师。郭律师举例说，二零零三年中国有十个人权律师，目前，这些人百分之百失去工作，其中四个人遭受酷刑、四个人被绑架，其中五个人被警察殴打过，有两个人未经审判被送进监狱。
郭律师说，“律师最了解法律，而人权律师最了解人权法律，但是在中国，人权律师不能为自己的基本权利辩护。”郭国汀律师说，除了人权律师以外，自由网络作家、记者和政治集会的组织者都是中共当局监控和迫害的对象。
郭律师还讲述了自己的委托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一个是瞿延来，一个毕业于上海交大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在互联网上下载法轮功资料，被非法判刑五年。在非法关押期间，因为绝食，被强行灌食近两年，被关押的最后四个月里被绑住手脚，没有行动自由，身高一米八的瞿延来最后瘦得皮包骨。
另一个是郭律师见到的叫陈光辉的法轮功学员。陈光辉被打成了植物人，根本不能说话，八个警察二十四小时监控，一直到他含冤去世。郭律师发现陈的骨头粉碎性骨折，部份骨骼被拿掉了，郭律师判断是被毒打的。警察说，陈要自杀。但是郭律师说，“绝对不是自杀，因为自杀通常受伤的部位是前额，而不是两侧。”
郭国汀说，在中国，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人权。
律师建议加拿大官员远离二零零八年奥运会
安施礼说，“为反对群体灭绝、强制摘取器官和酷刑而高声呼吁不是政治，只是对人类的基本尊重。这是基本的道德，不是政治。”
安施礼说，“什么是政治？对市一级来说，讨论是在河上架一座桥，还是开通一个隧道是政治辩论。对省一级来说，是否减少中学或大学的教育开支是政治辩论；对联邦来说，是否商谈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一个政治辩论。”
他说，“国际奥委会将大屠杀级的反人类犯罪归结为财政方针和全球交通控制一级的政治辩论，这是猥琐的。”安施礼建议加拿大官员和国会议员远离二零零八年奥运会。
针对奥运会，麦塔斯提出几点建议，包括，借助奥运会让世界聚焦中国人权的伤害；推广“人权圣火”；任何代表人权的国家领导人都不应参与奥运会。
麦塔斯说，“人权具有普遍的特性。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我们的茧中。专业人士为专业工作，商人经商，运动员在比赛中竞技。但是，人权位于这一切的拱顶。人不只是专家从事的专业。我们所有人都要为其负责，因为它是我们共享的基本人性。”
他最后说，“为器官而谋杀无辜，是反人类犯罪。这种犯罪不只针对受害者，是反对所有人的犯罪。当我们对此置之不理的时候，我们抛弃的不只是受害者，我们在否定我们的人性。每个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人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结束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
奥运不应成为对中国人权问题减压的借口
国会议员比尔•斯克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人说政治不应该介入到体育中，有人说我们不应该牺牲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机会，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我想人们需要各种地方去交流，但是我认为每时每刻都不应停止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而施压。我们都知道他们有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我们不想因为他们介入奥运而使得我们对人权问题减压。”
比尔•斯克塞建议政府直面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我们想要提醒中国在获得奥运的时候，需要承担的义务。我们也需要直接的对他们提出我们的批评。我们不能忽视（人权），在我们与中国的接触之中，人权问题必须始终处于最前面和中心的位置。”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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